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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当古罗马和古希腊 在政治和军事事件交错进行的时候，智识领域的反征服也在同时进行。

这些做法，一方面国家和政府在立法等活动时，通过接受这一概念的表述而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其对制度建设的要求，如后述部分提到的现今法律制度中对地方主体和市民或居民参与的吸收，但另一方面，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前"社区营造"概念的复杂化、空洞化和模糊化。④通过寻找城市中心地域空间调整的方法，寻找解决城市经营功能与生活功能之间的矛盾的策略。

由此，与此相对的"营造"概念，则表现了地方公共团体以及居住于其中的居民通过自我决定的方式，决定自身所处社区的应有状态和制造方式。此后该书出版大陆版，见西村幸夫著、王惠君译：《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3页（译者序）。④市民共用、共有的理念：社区的存在目的不是为了特定个人，而是为了全体市民或居民能够使用社区，为了公共利益。[7]田村明，1987，《まちづくりの発想》，東京：岩波书店。在上述制度的基础上，这些制度随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根据当时的《地方自治法》，这里作为国家机关的都道府县知事和从事团体委任事务的市村町，其法律主体属性为国家机关。安本典夫，2008：3），同时，该地区的事件本身也成为"社区营造"运动的代表例之一。使用这两个概念，主要意图不在于论证概念本身是否合理，而在于让读者能够清楚论 文中所要表达的意思。

）格老 秀斯持同样的观点，自然法是真正理性的命令，是一切行为的善恶标准。）如果不立券结果会怎样呢？《唐律疏议·杂律》规定，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也有的哲学家，如毕达哥拉斯，开始注意并思索形式或关系问题以及世界 的齐一性和规律性问题。） 其实，真正的希腊—罗马世界仅从罗马对希腊文明的继受还不能充分得以说明。

该差异引致了观念权利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他指出，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 的经验，非常有利于那标志着其哲学家特性的启蒙精神的发展。

凯利非常中肯地指出 了这一点，那种认为希腊知识对罗马的法学成就毫无贡献的观点是错误的。（注 ：[古希腊]参见柏拉图：《理想国》（第一卷、第二卷），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 馆1997年版。如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根源的探寻永远没有惟一正确的答案，换句话说，它们是人类的 不解之谜。

试列举其中代表性的条款如下： 如当事人双方能自行和解的，则讼争即认为解决。（注：[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 7年版，第203页。直到西学东渐，中国从来就没有形成 观念的权利理论，或者说不知权利精神为何物。这一点往往被有些学者忽视。

他们竟设想只有一个人的家庭。）仁是自 上而下对民众的安抚，暴是运用强力手段对民众的直接威吓。

3.观念权利的基因及表现。（注：转引自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三卷：魏、晋、 南北朝，本卷主编乔伟），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原因首先在于，契约主体之间的等级身份造成了 契约权利、义务分配的不平等。要在权利中明 确划分实在权利和观念权利的界限，如果不是自相矛盾（因为权利概念本身都 是抽象的、观念上的），那也是极其困难。譬如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观念的主 旋律是义务，无任何权利的音符。古罗马法偏爱民事诉讼，而古代中国则侧重刑事 制裁手段，这也反映出东、西方对个体性的重视程度。古代中国也有完全弘扬人性的主张。该宣言首先开宗明义地阐明了争取独立与平等 地位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是由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所规定。

他们的论证也必然顺延自然哲学的手法，只不过把最初的物质客体换成了 个人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用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论证仍要借助自然的法则。） 尽管个人主义的全部内涵并不能由个人的主体性涵盖，但缺少了主体意识就绝不存在 个人主义。

） 慎到曾说定赏分财必由法，（注：《慎子·威德》。在思想受控制与压抑的社会，人们不可能激发出自由之理念，观念权利便也缺乏其 产生、生存的思想土壤。

1.对于最早的罗马法是否曾受古希腊法的影响，学术界的确多有争论。波斯战争（公元前500- 前449年）的结果使雅典成为海上霸主、世界强权以及希腊商业、文化和艺术的中心。

（注：Barry Nicholas,An Introduction to Roman Law, Clarendon Press,Oxford,1975,p.1.）两种文明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古代西方文化，才是 一个真正的希腊—罗马世界。如奥托·吉尔克认为，自然法领域中全部 思辨的主导线索始终是个人主义——一种可循序得出其逻辑结论的个人主义。智者就是这种新运动的代表。（注：[美]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葛力译，商务印书馆2 001年版，第42页。

一个人 从来到这世界上，终其一生，可以说没有任何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在这意义上说， 古代中国文化中没有我们所说的‘个人。（注：《宋刑统·杂律》。

秦行法家之术，汉初以黄老哲学为其统治思想，这些思想只不过是对诸子学说的借 用或混用（黄老思想就是试图用道家之长补充法家之短），其本质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注：Barry Nicholas,An Introduction to Roman Law,Clarendon Press, Oxford,1975,p.15.） 2.对于希腊哲学对罗马法的影响，学术界似乎并无太多的分歧。

（三）中、西法律（权利）制度差别根源之所在——主体性 通过中西传统文化的介绍及其对法律（权利）制度产生的具体影响，可以发现两者的最 大差异在于个人主体性的有无以及法律对其承认和尊重的程度。） 商鞅也有同样的思想与类似表达。

）罗尔斯也显然认识到了 这一点。） 观点不一，但他们都运用自然正义进行论证。）在借款这一点上，至少说明西方君主有时并不能随心所欲。罗马的诗人或雕塑家有着自身 的天赋，但其作品的框架以及他为自己设立的标准都来自希腊的启示。

在古典罗马契约法和普通法的契约法中，个 人主义都占有统治地位。（注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葛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页。

当仁 与暴，即软的安抚与硬的威吓结合在一起时，滋生民众主体意识 的土壤便很难存在了。（注 ：参见乌廷玉：《中国历代土地制度史纲》（上册），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 195页。

四 中、西法律（权利）制度差异的具体表现与原因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比较的并不是现代意义上承认了个人平等和自由之主体资格的 法律（权利）制度，而是对原初法律有无观念权利之基因的认识与思考。（一）中、西法律（权利）制度差异的具体表现 1.中、西方宗法制度、封建等级观念的严格程度不同。